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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涛:双循环对汇率影响中性 金融开放要多做加法且避免反复-宏观经济指标

  来源:经济学家圈 

  管涛,中银证券全球首席经济学家,国家外汇管理局国际收支司原司长

  如何理解现在提出的国内大循环,为什么会现在提出呢?

  管涛:中央提出来的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中国四十多年改革开放实践在新时代背景下的提炼和升华,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大理论创新。

  其中国内大循环就是要以扩大内需为战略基点。实际上1998年以后,我们就开始做这件事情。到2007年十七大的时候,明确提出要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坚持扩大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的方针,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十八大再次强调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牢牢把握扩大内需这一战略基点,加快建立扩大消费需求长效机制,扩大国内市场规模。十九大明确指出,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并提出要完善促进消费的体制机制,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深化投融资体制改革,发挥投资对优化供给结构的关键性作用。

  经过多年发展,我们在培育超大规模市场规模和内需潜力方面已经逐渐积累了一些优势。2008年危机以来,我国有7个年份内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100%。现在强调大循环战略更加具有现实意义。一个是,从国内外经验看,大国经济发展通常会走向逐渐依靠扩大内需,而难以主要通过外需拉动经济增长,故大循环战略是长期战略而非权宜之计;另一个是,现在中国经济发展面临很多前所未有的挑战,有些挑战是来自于内部的,有些挑战是来自于外部的,其中外部挑战更加不可控、不可预测。我们要发展既有的内需优势,更好地保持经济发展的韧性;再一个是,当今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疫情加速了这个大变局的调整,这更加凸显了我们进一步巩固和发挥扩大内需的新优势,更好掌握发展和创新主动权的重要性。

  要实现国内大循环,需要解决哪些问题?

  管涛:要按照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四个环节,疏通各个方面的堵点和痛点。比方说,要完善要素市场化配置的体制机制,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让这个四个环节的循环更加畅通;在发展过程中,前述四个环节上要更加依托国内市场,特别是要通过加快创新发展,补齐产业链供应链短板,更加强调安全发展,掌握发展的主动权。

  当然,这并不是说我们要排斥国际市场搞自循环、搞闭关锁国,而是要通过扩大开放,使得扩大内需不但促进中国经济增长,也带动世界经济发展,把中国逐渐打造成为“世界工厂加世界市场”的国际新定位。

  问:中美会脱钩吗?我们应该如何理解,如何应对目前的国际形势呢?

  管涛:中美脱钩是当前逆全球化浪潮的一股暗流,是美方关于大国零和甚至负和博弈思想在经济领域的反映。但迄今为止,总体上,美方说的比做的多,或者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

  发生这种变化,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原因。一个是战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是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主导建立的,但现在南北力量对比发生了此消彼涨的变化。在有些方面,美国已力不从心,自己不甚满意。同时,主要体现发达国家意志的全球治理也缺乏代表性,需要全球化的新形势、新变化。

宏观经济指标

  另一个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世界经济进入无增长复苏的“新平庸”时代。而低利率、宽流动性催生的财富效应,进一步加剧了收入不平等和社会两极分化,全球民粹主义卷土从来,贸易投资保护主义重新开始抬头。在此背景下,一些大国频频制造摩擦或者退群,不断加剧全球贸易紧张局势。

  再一个是今年新冠肺炎疫情的突然暴发造成了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中断的风险,引起了大家对经济全球化的再思考。过去,全球化更多强调效率,按照成本最小化、收益最大化原则全球布局。现在还要考虑经济安全,需要牺牲一些效率,对全球产业链供应链进行重构。

  但也要看到,战后全球经济金融一体化,实际上已经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这种格局。经济脱不脱钩,不取决于政客的言论和政府的政策,而是取决于经济利益的联系。而且,有理由相信,疫情不至于会让有些国家重新回到计划经济、资本管制时代。

  如前所述,中国扩大内需不是说要搞闭关锁国、自循环,而是要搞开放的双循环,令扩大内需惠及全世界。近年来,中国加快了对外开放的进程,特别是在金融开放方面有很多新的举措,既有金融服务业的进一步开放,也有更高层次的金融市场和产品的开放。

  与之对应的是,尽管有些大国在对中国频繁制造各种摩擦,但外资机构仍在积极加仓中国资产或加快进入中国市场。最近,美国智库的研究报告说,2018年摩擦升级以后,中美金融联系反而更加紧密了,越来越多的美资金融机构包括财富管理机构在积极地进入中国市场。美国大投行的调查也显示,由于疫中国疫情防控出色、经济率先复苏,展现了较好的产业韧性、消费韧性,美国跨国公司仍然把中国作为投资热土。

  所以说,是不是经济脱钩不取决于政客的政治议程,更多取决于中国自己的经济表现以及开放政策。

  有人很担心,中国有可能会被从SWIFT系统踢出来,这是有可能发生的吗?如果发生了应该如何应对呢?

  管涛:SWIFT是一个总部在欧洲的全球金融基础设施。它是一个跨境的报文系统,与跨境支付系统如美国的CHIP、中国的CIPS构成跨境支付清算系统。

  CHIPS是美元跨境支付系统,美国政府能够决定你能不能用该系统进行跨境美元清算。但如果将一个国家的所有银行都踢出CHIPS,也就意味着美国与这个国家之间的经贸往来难以正常进行。比方说,外国留学生在美国读书,如果这个国家的所有银行都不能用美元清算的话,这个留学生想支付学费都会很困难。

  美国是SWIFT的一个有影响力的大国成员,而且在“911”事件后也取得了一些特殊授权,可以获得SWIFT的很多信息,并据此实施经济金融制裁。但是,美国不能最终决定哪个国家可否使用SWIFT,除非采取联合制裁行动,而这取决于该国与世界经贸联系的紧密程度。如当年美国主导把朝鲜、伊朗踢出了SWIFT,因为这两个国家经济比较封闭,跟世界经济联系较少。但美国企图把俄罗斯踢出SWIFT就一直没有得逞,因为SWIFT认为这会影响其他成员的利益。

  从这个意义上讲,将所有中资机构都踢出CHIPS的美元清算是极小概率事件,而将所有中资机构都踢出SWIFT就是一个更加极小概率的极端事件。并且,如果发生后一种情形,对于SWIFT的政治中立性将会造成极大的声誉损失。

  当然,不排除美国有可能寻衅制裁个别中资机构包括中资银行,限制其使用CHIPS进行美元清算,甚至采取二级制裁或者联合制裁措施,限制该机构使用SWIFT。对此,中资机构包括中资银行,首先是要依法合规经营,遵守反洗钱、反避税、反恐融资的国际规则;其次是要从民间开始,推动跨境支付结算币种的分散化、多元化,减少对单一币种的过度依赖;再次是要拟定应对预案,寻找其他替代结算币种、结算方式或者报文方式,以备不及只需。

  双循环对汇率会有什么影响吗?

  管涛:“双循环”战略属于制度安排,对于汇率走势应该是中性的影响。改革开放是我国一项基本国策,其中开放就是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按照这个逻辑,我们改革开放四十多年的历史就是一部国内国际经济双循环的历史。但过去四十多年中,人民币汇率既经历了升值(如1994年汇率并轨以来到2014年初),也出现过贬值(如改革开放初期至1994年汇率并轨之前,以及2015“8.11”汇改初期)。因此,“双循环”战略属于长期的结构性政宏观经济指标策,它对汇率的影响是中性的,它本身不能决定汇率升值还是贬值。

  当然,如果通过实施“双循环”战略,使得我国经济发展更加有质量、有韧性,顺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实现两个百年目标,那么,从中长期角度来看,这可能会对人民币汇率形成利好的支持。特别是在“双循环”过程中,逐渐通过科技创新,加快技术进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这对人民币汇率中长期来看也将起到积极作用。

  在十四五期间您觉得哪些事情是我们最关键要做的呢?

  管涛:关键是要完善扩大内需的体制机制。这件事情我们已经做了二十来年,但到了十四五期间,要围绕进一步畅通内循环的堵点和痛点进行改革。比方说,要加快统一大市场建设,消除各种市场壁垒特别是国内市场壁垒。有些国内市场壁垒是带有地方保护主义色彩,造成了国内市场分割,是不利于国内大循环的。再比方说,要通过收入分配制度和财税制度改革,让收入更多向居民倾斜;通过健全社会保障体制,改革医疗教育住房制度,让大家无后顾之忧敢花钱。

  然后,还要进一步推进开放的“双循环”。这种开放是全方位的、高水平的制度型对外开放,要和高标准的国际经贸规则接轨。

  您认为资本市场最需要做的改革是什么?

  管涛:资本市场改革非常重要。因为“双循环”战略中,很重要的是要进一步强化创新发展,加快对核心技术的攻关,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的安全性,掌握发展的主动权。而创新发展更多要依靠直接融资发挥积极的作用。

  今年4、5月份中央发布的两个重要的改革纲领性文件都提到了资本市场改革。最近,监管部门也围绕“建制度、不干预、零容忍”九字方针,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随着这些资本市场改革措施逐渐兑现落实,未来国内资本市场基础制度将更加健全,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将更加完善,上市公司质量提高,投资者权益保护加强,将更好促进储蓄转化为投资,提高资源配置效率,这对于双循环战略实施应该会有更加积极的作用。

  如最近美国借口个别中概股公司财务造假,有针对性地提高了上市门槛,这进一步凸显了加快发展中国本土资本市场的重要性。过去,大市值的中概股独角兽公司只能在海外上市。现在,内地资本市场体量更大了,市场也更加细分了,还有上市标准、上市规则也逐渐跟国际接轨了,因此,这些公司可以通过A+H在内地和香港同时IPO或者二次上市。当然,财务欺诈行为在中国也属于过街老鼠,属于零容忍的严打对象。

  随着资本市场改革的进一步深化,我们将更加有信心、有能力支持创新企业发展。而且,本土资本市场发展起来以后,我们能更好应对外部金融脱钩的威胁。同时,中国投资者也可以更好在本地市场分享高成长公司带来的好处。

  近期有关于金融开放的新举措落实的时候,会不会面临一些挑战,要怎么解决呢?

  管涛:肯定会面临一些挑战。应对挑战的关键是实施制度型开放,金融开放要逐步与国际规则接轨。金融开放的国际最高准则是负面清单管理。什么叫负面清单?就是把要管的都列示出来,没有列出来的就是不管的。其结果是,对市场来讲是“法无禁止即可为”,对政府来讲则是“法无授权不可行”。但我们国内现在还是正面清单,还在一项一项的开放,明确可以做的才能做,没有明确或者明确不可以做的就不能做。

  当然,不是说我们现在就要从正面清单转为负面清单,而是可以分步骤地加以解决。比方说,我们已经实现了外商投资市场准入的负面清单管理,并据此制订了新的外商投资法。最近,央行正式对外宣布,金融服务业开放的负面清单已经清零。下一步,准备推进服务贸易的负面清单管理。我们在金融市场或金融交易的开放方面,还没有达到负面清单,但这不妨碍我们现在起开始建制度,即开放做加法,监管做减法,尽量是不可逆的,减少政策的反复。这样的话,哪怕放得慢一点,但总在不断前进。

  中央在部署下阶段改革任务时一再强调,稳步推进金融业的双向开放,这体现了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而不像有人讲要抓住当前所谓有利时机加快对外开放。首先,对于什么叫好的时机,见仁见智。比方说,资本流入就一定是好事吗?资本流入过了量以后,就是资产泡沫风险、汇率超调风险、货币错配风险。资本流出就一定是不好的吗?适当的资本流出可以提高投资回报,也可以对冲资本流入压力,[SQ1] 更好地促进收支平衡,不一定是坏事。所以,我们要辩证地看待资本流出入。

  而稳步推进金融开放,有助于降低开放风险、凝聚改革共识,保持制度的稳定性和可预见性,逐渐增强投资者信心。相反,过于功利的开放,即形势好就开快一点,形势不好又退回来,反而可能因政策反复损害政府声誉,影响投资者预期。

  在扩大开放过程中,我们还要逐渐增强对资本流动和汇率波动的容忍度和平常心。不能够说,股市或楼市价格一涨就是热钱流入,一跌就是资本外逃,然后汇率一涨就担心升值,一跌又操心贬值。如果大家天天都在关注这些事情并为之深感焦虑,那么扩大开放就是自寻烦恼。

  开放以后将更多由市场决定,而市场决定经常是顺周期甚至出现超调。这种情况下,需要我们平常心来看待这个事情。关键对于市场主体来讲,要控制好货币错配。如果我们每个企业都能控制好货币错配、汇率敞口的话,那么从国家层面来讲,系统性货币错配的风险也就大大降低了。而只有国内经济金融体系健康,才能充分享受资本流动和汇率灵活带来的好处。为什么英国在1992年退出欧洲汇率机制、英镑大幅贬值后,出现了货币危机却未发生经济金融危机,就是因为它经济金融体系韧性较强。对中国来讲,未来要在扩大开放过程中,逐步树立风险中性意识、建立严格的财务纪律,从微观和宏观层面降低货币错配风险。

  另外,扩大金融开放是双向开放,不仅要引进来还要走出去,将来民间对外投资渠道也会逐步拓宽。但对外投资不是炒外汇,千万不能像一些专家所建议的,人民币贬值才想起来增加海外资产配置。而是平时要多做功课,了解投资标的的风险属性、市场环境、法律制度等等。在选定投资标的后,给定其他条件不变,人民币升的时候多配置一些,跌的时候少配置些。当然,我们还要根据自己的风险承担能力,选择合适的投资产品。作为金融中介,在推荐海外投资产品的时候,还要坚持投资者适当性原则,以减少投资纠纷,更好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

  您对青年经济学者有什么建议?

  管涛:经济学是一门经世济人的社会科学,比较注重实用性。所以,现在不少青年经济学者比较喜欢做政策研究。本人以为,做政策性研究,要强调问题导向,研究中应该注意:一是要聚焦,避免题目过于空泛,动辄“论XXX”,而要善于小中见大,把小问题做深做透;二是要接地气,重点研究当前政府和社会关心的焦点难点问题;三是要充分了解相关问题正反两方面的意见,避免先入为主,带着成见甚至偏见去研究;四是要换位思考,任何政策选择都有利有弊,具有可操作性的政策建议应该兼顾所提建议能够解决的问题、可能的风险及风险防范措施。

  解决人口老龄化的社会,有人提出用机器替代人,经济学角度有什么看法?

  管涛:用机器替代人可以提高劳动生产效率,支持经济总量稳定甚至有所增长。但从收入分配角度来讲,可能会引起社会利益格局的变化。因为机器投入属于资本投入,这就意味着生产要素分配中更多会向资本倾斜,进而可能加剧收入分配不平等问题。

  比如美国铁锈地带的工人失业问题,有观点就认为,并不完全是因为经济全球化造成的,也有部分原因是机器替代人、生产自动化程度提高所致。那些低端的工作不用人去做了,而是机器去做了。但是,生产效率提高产生的好处绝大部分被资本家拿走了,工人分到的较少,甚至有些工人的工作被机器替代了。将来不排除机器替代人的现象更加普遍后,资本在收入分配中的比重进一步增加,这将会造成更多的失业,并进一步拉开收入差距,进而抑制有效需求,加剧世界经济低利率、低通胀、低增长的发展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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